夜 Night <译本>
[美]Elie Wiesel 著
Prince 译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一章】
他们叫他莫什德比多，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一个正里八经的名字。他在一个哈西德派的犹太教会做全职。斯埃特镇坐落在特兰西瓦尼亚，那里承载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这里的犹太人都很喜欢莫什德比多。他很穷但是非常谦恭。我们镇上的大多数人虽然愿意帮助穷人，但都不怎么喜欢他们。莫什德比多则是个例外：从没有人因为他而感到尴尬，也没有谁觉得他碍事。他是个低调的艺术大师，低调地几乎不被人所见。
他身形粗大笨拙，可他乞丐一样的胆怯却叫人忍俊不禁。我喜欢他漂亮的、梦幻般的双眼，在它们凝视的时候眼神淡失在长长的距离中。他很少说话，但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圣歌，在他的歌声中，人们能攫取到神给予的苦难，根据犹太教义上说的，受难的人要等待最终的宣判。
我是将近1941年底认识莫什德比多的。当时我十二岁，深信犹太教义。我白天学习犹太教法典，晚上的时候则跑到犹太教会祷告。
有一天我要父亲帮我找一个大师来指导我学习教义。
“你现在学还太早了。迈穆尼德说人只有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有到神秘世界冒险的权力。你必须先自己学习和理解基础的东西。”
父亲是一个文化人，喜怒不形于色，就算在家里也是这样。比起家里，他似乎对外面事情更关心。斯埃特的犹太人协会把他视为最敬重的人，他们经常找他讨论公共事务，甚至是一些私人问题。我们家有四个孩子：辛达最大，然后是拜阿，我是老三，最小的孩子叫茨波拉。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我父母开着一家商店，辛达和拜阿在店里打下手，而我则被送去上学。
父亲总念叨：“斯埃特还从没出一个研究神秘哲学的人。”他想要把我学习教义的念头彻底打消，但是我很顽固，后来我还自己找来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就是莫什德比多。
莫什德比多是在一天傍晚注意到我的，当时我正在做祷告。
“你祷告时为什么要流泪？”他过来问我，像是已经跟我很熟了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答，当时觉得自己被他狠狠地打断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流泪是因为——因为我感到心里的什么对眼泪有需求，仅此而已。
一会儿他又问我：“你为什么要祷告？”
我为什么要祷告？多奇怪的问题。我干嘛要活着？我为什么要呼吸？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我觉得脑子里更混乱了，“不知道……”
从那天以后我就经常能看到他。他跟我解释说每个问题都拥有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却不在问题的答案中。他很坚持这种说法。
“人们通过问天父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亲近他，”他喜欢重复这些话，“那都是很真实的对话，人们问天父问题天父再回答他们，但我们从来都不明白父给我们的答案，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因为那都来自灵魂的深处，并且它们会一直在那里直到生命的终结。你会找到真正的答案的，艾利泽，它们就在你的身体里！”
“那么你为什么做祷告呢，莫什？”我问他。
“我祷告是因为父在我的内心深处，他给我力量来问他正确的问题。”
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我们常常等其他的信徒都离开后留下来，坐在光线昏暗的教堂里，那些还没烧完的蜡烛发着微微的残光。
有天晚上我告诉他自己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法在斯埃特找到一个大师来引导我学习《光明篇》——一本关于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书。他看着我笑了笑，很厚道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接着他沉默了好长时间，又说：“通往真相的大门有一千个，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那扇门，我们只能去打开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扇门而不能去开别人的。这件事对那些尝试着打开门的和那些已经打开门并看到了真相的人来说很危险。”
莫什德比多，这个斯埃特的光着脚的穷人，坐在教堂里，就着神秘哲学和它的揭示给我讲了好几个小时。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渐渐地入门了。我们每次都一起读《光明篇》，一页能读上十多遍，我不是要把它背下来，而是去彻彻底底地领会圣灵的本源。
几个晚上过去了，我慢慢地相信莫什德比多一定会把我带去永生的境界，在那里，问题和答案将成为一体。
后来有一天，他们把所有的外籍犹太人都赶出了斯埃特，莫什德比多是其中的一个。
匈牙利警察把他们都装进了拉牲口的火车，他们哭的很惨，我们也在站台上抹着泪。火车开动后朝着远处驶去，渐渐地和地平线融在一起，只有它留下的又浓又脏的烟还依稀可见。
我听到身后的一个犹太人叹了口气。
“我们能指望什么？”他说，“这就是战争……”
被驱逐的人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他们走后没几天就有人说他们到了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工作而且过得很好。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生活变得平静了许多。风穿过我们的房间，带一种说不上来的叫人平静和舒心的味道，商人们的货品都买的很好，学生都被埋在了书堆里，小孩子天天跑到街上玩。
有一天在准备进教会时，我看到离门不远的长凳上坐着一个面孔熟悉的人——莫什德比多。
他把他跟同伴们的经历告诉了我。满载被驱逐人员的火车穿过了匈牙利边界到达了被盖世太保管辖的波兰境内。他们在那里停了下来并被发上一辆卡车。卡车开进一片森林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了下来，然后被逼着挖一个很大的坟坑，当他们挖好坑时盖世太保开始行动了。毫无情绪、毫不犹豫地，他们开始屠杀所有的犹太人。每个人都被要求站到坑边上并亮出脖子；婴儿被抛到天上，机枪把他们当靶子使。这一切都发生在加利西亚森林，在克洛梅耶附近。莫什德比多是怎么侥幸逃生的呢？他奇迹般地只被射伤了腿而没被盖世太保察觉……
每天每夜，他都挨家挨户地跑到犹太人家里讲他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叫玛尔卡的小女孩，她支撑了三天还是死了；还有个叫托比亚斯的裁缝，他哀求他们让他死在他儿子的前面……
莫什和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眼中没了任何光彩，他不再唱歌，他不再给我讲神秘哲学，他只是不断地讲他走后发生了什么。人们不仅不相信他的话，甚至连听都不想听。
“他就是想让我们同情他，看他都在那想象些什么！”人们都这么说，他们甚至还这样说：“可怜的家伙，他发疯了。”
至于莫什，他则在一边流泪。
“兄弟姐妹们，听我说，只需要听我说。我不要钱，我也不是要博得同情，你们听我说好吗？”他总这样对下午和晚上祈祷的人哭喊。
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相信他，不过我还是常在晚上侍奉完主之后听他的故事，并尽可能去理解他的伤痛。我只是觉得同情他。
“他们都把我当疯子，”他轻轻的说，泪水从眼里涌出来，一直流到嘴角，挂在那里，像凝固了的烛泪。
有一次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们相不相信你呢？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在乎。”
“你不明白，”他绝望地说，“你没法理解。我奇迹般地生还，得以回到这里，我从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我想要回到斯埃特来告诉你们我们被屠杀的故事，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还有机会时准备逃生。生存？我已经不关心自己的生存了，反正我已是独自一个人了。不，我想要活着回来警告你们，看看，根本没有人听我的……”
那时已经是1942年底，不久后生活变得平静下来。我们每晚都收听伦敦广播，广播里时常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每天一次对德国的轰炸；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第二战线的准备就绪。而我们这些斯埃特的犹太人，正在等着一切都好起来的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不远了。
我还是埋头学习，白天学犹太教法典，晚上学神秘哲学。父亲忙着生意和犹太委员会的事。爷爷已经到了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庆祝新年，这样他就能参加著名的博歇犹太教学者的活动。母亲正在想现在是给辛达找个男朋友的好时候。
就这样，1943年也过去了。
1944年春天，又有好消息从苏联前线传了过来。看来德国无疑要成为战争的失败者，只是早晚的问题，说不定再过几个月，甚至是几个周，纳粹就会彻底垮掉。树都在出苗长叶，今年和过去的几年没有什么不同。春天还是春天的样子，人们都忙着订婚结婚生孩子……
大家都说：“苏联兵正在前线突击呢……希特勒根本碰不着我们一根毫毛，他就算有那心也没那胆。”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想灭掉我们。他准备灭亡一个民族么？他能灭掉这样一个人口遍布全世界的民族吗？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的人哪！他能用什么办法呢？这可已经是二十世纪中期了！
同时，人们开始对各种各样的事感兴趣——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唯独不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连莫什德比多都沉默了，他厌倦了讲话，只是躲在教会里或是树下，弓着背眼睛瞅着地下，躲避人们的眼神。
那时，一份巴勒斯坦的移民证还是能弄到的，于是我问父亲能不能卖掉所有家当离开。
“我已经老了，孩子，”他念叨着，“重新起家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何况那还是一个那么远的国家。”
布达佩斯电台说法西斯党派接管了匈牙利政府，霍锡已经把尼拉斯党赶下了台建立了新政府。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担心，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这种东西，但他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抽象概念。而对于匈牙利，也只不过是政府内阁发生了一点点小变化。
第二天，又有些更让人不安的消息传了出来，德军经过匈牙利政府的允许已经把兵派到了境内。这时候人们才有些着急了。我们有个叫波库维兹的朋友刚从首都回来，他跟我们说：“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火车上、街道里天天都有反闪族者闹事，法西斯正在破坏犹太人的教会和商店，形式很严重。”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斯埃特，很快的成为了每个人的最边上的话题，不过人们很快又平静下来并变得乐观起来。
“德国人不会跑到我们这里的，他们会留在布达佩斯，因为一些战略和政治上的事……”
还没过三天，德国兵的车就开到了斯埃特的街道上。
罪恶的德国兵顶着他们的铁头盔，带着他们的标志——死人的脑袋。
然而，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印象还真不差，军官们被安排在私人住宅里住宿，甚至还包括犹太人的。他们与住宅的主人保持着距离，但是态度非常礼貌。他们从不提无理要求，还经常对女主人微笑。有个德国军官就住在我们房子的对面，跟侃恩一家人在一起，他们说他真是个迷人的男人，安静、和蔼、礼貌而且有同情心。住进去三天后，这个军官送给麦达姆·侃恩一盒巧克力，这一家乐观的人都高兴的不得了。
“喏，你瞧瞧，我跟你说什么了？你还不信，他们是你自己的德国兵！你觉得呢？他们出了名的冷酷在哪呢？”
德国人已经进了我们城里，法西斯已经统治了国家，决议已经颁布，不过犹太人还在开心地笑。
转眼到了逾越节那个周，天气非常宜人，母亲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教会都关上了门，我们都在自家的房子里聚会，德国兵没有什么不悦的情绪。事实上，每个牧师的公寓都成了供人祈祷的地方。
我们吃的吃，喝的喝，唱的唱，牧师祝愿我们在七天的节日里过得愉快，不过我们却没心思过节了，有几天，我们的心跳的异常快，我们都希望节日快点结束，我们不想把这场喜剧继续演下去。诅咒终于在节日的第七天变成了现实，犹太人协会的会长被德国人抓了起来。
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发生的很快、很突然。我们都走上了通向死亡的路。
第一步：三天内，所有犹太人都不允许离开自己的房子，违者处死。
莫什德比多跑到我们家里来。
“我警告过你的！”他对父亲叫着，还没等我们回答，他就逃走了。
也是那一天，匈牙利警察把所有的犹太人都从房子里哄了出去。犹太人不再拥有在房子里存储金银珠宝的权力，所有财产都要上交政府，违者处死。父亲到地下室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埋了起来。
在家里，母亲还是整天忙活着那些事，只不过有时会停下来望着我们发呆，一句话也不说。
那三天结束后，又出台了一个新政策：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带一个黄星。犹太人协会的一些老干部来了我们家，他们都觉得我父亲跟匈牙利警方打的交道最多，他们都问他怎么看现在的形式。父亲觉得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其他人不安或灰心，他说：“黄星？那又怎样呢？他不会让你们死的……”
（可怜的父亲，你后来又死于什么呢？）
后来政府又颁布了一些新政策：我们不再被允许去饭店、咖啡馆，不许坐火车，也不许去教会，甚至不许晚上六点以后上街。
接着他们又划分了犹太人隔离区。
斯埃特被划出两个隔离区。其中一个比较大的被划在市中心，包括四条街道。另外那个小的则由几条郊区的小道组成。我们的房子在瑟本街上，在那个比较大的隔离区里，这样一来我们就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过由于房子在隔离区的角上，所以冲着外边的几扇窗户被封了起来。我们腾出了几件屋子，给那些被从家里赶出来的亲戚们住。
一点一点地，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并不害怕那些围拢着我们的铁丝网，甚至还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我们彻底地自治了。慢慢地，隔离区成了一个小的“犹太人共和国”。我们委任了一个犹太人理事会、一个犹太警、一个服务社、一个劳动者委员会和一个卫生所——一套完完整整的政府机构。
对此，每个人都觉得很惊奇，我们再也不用一天到晚盯着那么多张敌视的脸，还有那些充满仇恨的眼神。恐惧和痛苦都得以结束。我们跟犹太人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
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生些令人不高兴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找人去给军用火车填煤，没多少人想去做这种活。不过除了这种事外，隔离区里总是很安静、很宜人。
我们都觉得这种状况会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红军的到来，然后一切都会变回以前那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统治隔离区，让它彻底地变成幻想。
圣灵降临前的那个星期六，人们在春日里散步，什么也不想，轻松愉快；很多人在一起谈笑风生；小孩子在人行道上疯闹；我和一些同学坐在艾瑟拉马里克公园，学习着犹太教法典上的一条论述。
夜幕降临时，大约二十个人聚集在我们家的后院。父亲正在讲一些趣闻轶事，并同时附上自己对于这些事的观点。父亲是个特会讲故事的人。
院门突然被打开了，斯特恩走了进来。斯特恩是一个现在正担任警察职务的商人，他把父亲叫到一边。尽管夕阳的光晕已经足够昏暗，但我还是能看见父亲的脸突然变得煞白。
“怎么回事？”我们都凑过去问。
“不知道，他们叫我去参加理事会的特别会议，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他刚刚正讲得兴起的故事还没讲完。
“我马上就去，”他继续说，“我会尽快回来告诉你们是什么事的。”
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后院简直像手术室外的大堂，而我们则在等待着院门的开启，好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些听到了消息的邻居也加入了我们，大家都时不时地瞅几眼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隔离区里看见了两张新面孔，估计是德国人的秘密警察。从我搬到这里到现在还没见到一个盖世太保露过面……”
已经将近午夜了，谁都没有睡意。有几个人快速地往家里跑了回了趟家，但很快就回来了。其余的人回家了，但是都留了话说等父亲一回来就赶紧告诉他们。
随着门打开的声音，父亲终于出现在了那里，他脸色惨白，我们立刻围了上去。
“什么事？什么事？快告诉我们，快说呀！”
我没法相容当时我们有多么渴望他说点什么好让我们心安一些，哪怕是一句话，比如说这个会议再普通不过了，或者告诉我们他只是去讨论社会福利或清洁安排之类的问题，哪怕一个字都可以！但是看一眼父亲憔悴的脸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有个很可怕的消息，”最后他终于开口了，“我们将被遣送到别的地方。”
隔离区终于要被清扫个干净。我们第二天起就要从一条一条街区撤离。
我们想知道所有的事，想知道整个会议的所有内容，甚至是一点一点的细节。虽然这个消息吓晕了所有的人，但我们还是想彻头彻尾的知道。
“我们会被遣送到哪？”
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出了理事会会长以外谁都不知道的秘密。他永远都不会说，他根本没法说，因为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他说一个字他们就要毙了他。
“现在传言很多，”父亲操着疲惫嗓音，声带要撕裂了的样子，“我们好像是要去匈牙利的一个砖厂工作，应该是因为离这里比较近吧。”
沉默了一会，他又补充说：
“每个人只允许带些个人物品——身上只能背一个包，盛一些衣服，一些食物，其他的都不可以。”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快去叫醒邻居们，”父亲说，“让他们都做好准备。”
我像是一下子被人从睡梦中惊醒，看着身前一个个人影匆匆晃过，默默地，朝向同一个方向。
一开始我们自己呆在屋子里，突然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叫巴提亚里士的亲戚进来，他说：“刚才有人在敲那扇被封起来的窗户，是朝向外面的那扇！”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了解到，敲窗户的人是一个匈牙利警方的检察员，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在划分隔离区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别担心，万一有危险，我一定会提前通知你们。”如果那天晚上他找到了我们，说不定我们就都逃跑了。但是等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整个隔离区都被惊醒了，窗子里的灯光一户接一户地亮起来。
我跑到父亲的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叫醒了房子的主人，那是一个长着灰色胡子、睡眼朦胧的老人，由于天天晚上熬夜学习，他的腰都被累弯了。
“快起来！先生，快起来！你必须赶快做好准备踏上旅程！你，你的家人，还有其他所有人明天一早都会被遣送出去。别问我去哪里，什么也别问，只有天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起来吧。”
看起来我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懂，说不定他还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这是什么话？做好准备踏上旅程？什么旅程？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没疯吧？”
他还是半睡半醒的样子，盯着我，看起来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也许他正等着我突然大笑然后再说句：“回去睡吧，做个好梦，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在开玩笑。”
我的嗓子干干的，所有的话都卡在了里面，嘴唇也开始瘫痪，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然后他突然明白了，从床上下来，机械地穿上衣服。他走到妻子的床前，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她的眉毛；妻子睁开了眼睛，我好像看到她的嘴唇弯弯的像是在微笑的样子。然后他又走到孩子们的床前，快速的把他们从睡梦里拉了出来。然后我离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四点钟，父亲跑前跑后地忙着，疲惫不堪，他一会去安抚朋友，一会到犹太人理事会看看布告有没有被撤销。直到最后我们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
妇女们都在煮鸡蛋，烤肉，烤蛋糕，打包裹；孩子们到处游荡，两手空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只是避免挡大人的道。我们的后院真成了个大集市：各家的珠宝、值钱的地毯、大烛台、祷告书、圣经还有其他的宗教文书都摊了一地，映出了天空漂亮的蓝色。这些可怜的东西看起来不属于任何人。
到了早晨八点钟的时候，疲惫像是融化了的铅，被灌进了我们每个人的静脉中，又顺着血管流到了手上、脚上、头上。我周围是一些祈祷者。突然，街道上传来叫喊声，我拽下了护身符跑到窗子边。匈牙利警察进入了隔离区并大叫着：“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动作快点！”
有些警察冲进房子里，撕破嗓子的吆喝着：“时候到了！你们必须离开这里……”
匈牙利警察用警棍和枪柄无缘无故地到处击打着人。他们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又重又硬的利器劈头盖脸地落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和儿童。
房子一个接一个地被清空了，街上挤满了人，堆满了行李。
到了十点，所有的“犯人”都被撵了出来，警察开始点名，点完一遍又点一遍。天热的不得了，汗水从皮肤里使劲地钻了出来。
小孩们吵着要水喝。
水？到处都是，伸手可及，它们就在房子里，就在院子里，只是所有人都不准离开队伍。
“水！妈妈！我要喝水！”
那个犹太警悄悄地跑开去接了几壶水。由于我和两个姐姐在最后护送，所以还被允许到处走动，于是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人们。
我们一直等到一点多钟，终于有了要走的迹象。
他们心情愉快——是的，很愉快。也许他们想上帝安排在地狱的痛苦不会比顶着太阳坐在行李旁边更糟糕，所以这样就最好不过了。他们开始了旅程，头都不回一下地抛下了那些废弃的街道、死气沉沉的空屋子、空院子还有墓碑……每个人背上都有一个背包，每个人的脸都阴沉着，眼睛边上都挂着泪水。慢慢地，沉沉地，队伍朝着隔离区的大门移动。
我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掠见了法师，他躬着的后背上有一个包裹，他脸腮上的胡子被剃过了。在“犯人”们中间，他的出现多少使这幅画面缺失了一些真实性，就好像这是从一本故事书或是一本关于异教审判的书上撕下来的一页。
人们从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经过，有老师，朋友，还有其他所有的人，所有我曾经爱过、怕过、嘲笑过的人。他们就这么走了过去，悲伤地，拽着自己的背包，拽着自己的生命，遗弃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像被鞭笞过的狗一样畏缩着。他们瞥都不瞥我一眼，肯定很羡慕我。
队伍在街角渐渐消失，再往前几步，他们就要走出隔离区的围墙。这条街道像是个突然被遗弃的市场——这里什么都有：手提箱、公文包、小刀、盘子、钞票纸、退色的照片……所有那些人们想要带上却没能带上的东西，它们变得一文不值。
所有的房子都敞着门，所有的东西都想拿就拿，现在它们不属于任何人。
敞开的坟墓。
夏天的阳光真烫人。
我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没觉得饿，只是觉得万分疲惫。
父亲陪着被驱逐人员一直走到隔离区的门口。他们必须先通过一个大教堂，在那里他们会被从头到尾地搜查一遍，看看是否照按要求没有携带了金子、银子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时不时就有歇斯底里的吼叫声从那里传出来，好像还有人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我问父亲。
“后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最早后天，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也许吧……”
人们会被送到哪里呢？没一个人知道吗？没有。一个字也没被透露出来。
天黑了，那晚我们睡得很早。父亲说：“好好睡，孩子们。后天，也就是星期二，那之前我们肯定不会离开。”
星期一很快地过去了，比一朵云彩在夏日天空里飘过还要快，而我们则像是做了一整天的梦。
匆忙地在包裹里装了些烤面包和蛋糕后，我们就不再想任何事情，反正判决书已经被下达。那晚，母亲很早就把我们赶到了床上，她让我们好好休息以积攒体力。那是我们在家里的最后一晚。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醒了，我想在走之前留点时间来祷告。
父亲起得更早一些，他去打听消息了。八点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来并带回了好消息：我们并不会今天就离开斯埃特，一会儿人们将要前往的目的地是那个比较小的隔离区，在那里，我们将等待最后的转送。我们几个最后离开。
到了九点的时候，一切都像是在重演上周日发生的事情。拿着警棍的匈牙利警察大叫着：“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都准备好了，我第一个走出门去，我不想看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我可不想哭出来。我们坐到马路中间等着，就像其他人前天那样。今天依然那么躁人地热，我们依然那么渴，只是这次没有人能帮我们接水。
我看一眼我们的房子，我在那住了那么多年，追随着上帝；我曾节食，为了让救主快点到来；在那里，我曾想象过自己的以后生活将会是怎样。虽然我什么都没想，可还是觉得有些悲伤。
“起立！开始点人数！”
站起来，点人数，坐下，再站起来……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我们耐心地等着离开。他们在等什么呢？最后，命令终于被下达。
“前进！”
父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我从没想到他会哭。至于母亲，她一言不发，带着一串复杂的表情向前走着，像是陷入了沉思。我看了看我的小妹妹她中分的头发疏地很漂亮，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她是个七岁的孩子。背上的包对她来说太沉了，她咬着牙，心里清楚现在抱怨什么都没有用。警棍到处挥打，“快点！”我已经没劲了，但行程才刚刚开始，我实在是没劲了。
“快点！再快点！你们给我快点，真是群懒猪！”匈牙利警察大声地吆喝着。
我是从那时候开始恨他们的，直到今天这种痛恨都难以化解，他们是我们遇到的第一帮蛮横无理的人，他们的脸是我们见到的第一群罪恶的面孔。
他们命令我们跑起来，结果到达时间比预计提前了一半，谁能想到我们有这么强壮？
在窗子后面，在窗帘后面，我们的“同胞”正在看着我们经过。
最后我们还到达了终点，把包往地上一扔，瘫坐下来。
“哦，上帝啊，天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您伟大的怜悯哪……”
三天之前还有人在这个小隔离区里住——我们现在正用着他们留下的东西。他们已经被押走了，而我们也已经忘记了他们。
看起来这里的人们被驱散时，要比我们混乱得多，他们一定很不情愿。我去看了看叔叔家的房子：桌子上放着半碗汤，还有一个还没来得及放进烤箱的馅饼，书本散落一地，可能叔叔当时正准备带上他们吧？
我们迁入了这所房子。（这是句什么话啊！）我找了些木料过来，姐姐们点上了火，母亲累得很，不过还是坚持着做了顿饭。
“我们一定要继续走，我们一定要撑下去。”她一直哖咕着。
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我们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在街上，他们甚至还乐观地交谈起来，德国佬也没有时间来驱赶我们。他们说，要是那些被驱逐的人都得到了关注，那就太没劲了，现在没什么可做的。不过也许他们会允许我们过着可怜的生活，直到战争结束。
这个隔离区没有警察把守，里面外面的人可以随时进进出出，有一天我们的老佣人玛莎来看我们，她边抹着苦涩的泪边求我们去她们那个村庄躲一躲，可是父亲不听。
“你们如果想去的话就去，”他跟我和姐姐们说，“我跟妈妈还有妹妹要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意分开。
夜里没有人祷告，所以时间过得格外得快，天上的星星只不过是吞噬着我们的大火迸出的星。那火迟早有一天会被熄灭，而天上的一切也会随之消失，只剩下没了灵魂的星星，没了灵魂的眼睛。
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上床睡觉，睡在那些离开了的人的床上，好好地休息，以积蓄体力。
“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之所以被赶走是因为我们积了德，前线根本就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听到红军的枪声，这些居民肯定会跟着撤退……”
“也许他们就是害怕我们背地里帮着游击队……”
“你要问我，我只能告诉你整个迁移就是场闹剧。对，不用笑，德国佬就是想抢我们的珠宝，他们知道我们把东西都埋起来了，然后再在房子周围搜寻个遍：这种工作在主人们都在外度假时更容易进行。”
度假！
那些乐观的、没人信的谈话，帮着打发了不少时间。我们呆在这里的这几天就这么在欢乐和平和中过去了，人们变得更友善了，财富的多少，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许许多多人们曾重视过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样东西，那就是所有人一起走上的那条相同的命运之路——它通往的方向仍然不为谁所知。
星期六，犹太休息日，被选为赶走我们的日子。
头天晚上我们吃了顿传统的周五晚餐。背诵完谢饭词后，大家都一言不发地一口一口地吞咽着嘴里的食物，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一晚上都都在脑海里翻动着一些片段的记忆，怎么也睡不着。
大清早的时候我们我们都聚集到了街道上，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这次没有匈牙利警察看着我们，他们跟犹太人理事会达成了协议让我们自己组织离开。
人群挪向教会，整个镇子像是被遗弃了。我们昨天的朋友，也许现在正躲在百叶窗的后面，等着把我们的房子占为己有。
教会变得像车站一样：到处是行李箱和人们的眼泪。祭坛被打破了；墙上挂的东西也被撕了下来，变得光秃秃的。很多人觉得难以呼吸，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可怕的二十四小时。男人们在地下室，女人们则在一楼。那是星期六，可我们就像平时侍奉主那样聚集在教堂，因为没有人能从这里出去，所以大家都躲在角落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带到了火车站，一列装牲畜的火车在那里等着，匈牙利警察把我们装了进去——八个人一节车厢，里面有几块面包和几桶水。他们检查里一下窗户上钉的木条以确保它没有松动，然后车厢门就被关上了。每节车厢里都有一个人被任命为执勤员，只要有人跑了，他就会被打死。
两个盖世太保正在站台上转悠着，微微地笑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劈裂了天空，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
我们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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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勒.... 
